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是福建省晋江市、宁德市蕉城区地方传统手工技艺，2008年6月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宋元时期，中国的远洋木帆船备受各国商人、使节的青睐，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帆船所具有的安全性。此种安全性来源于中国帆船中一种独特结构——水密隔舱——的采用。所谓水密隔舱，就是船舱中以横隔板分隔，彼此独立且不透水的一个个舱区。

古代泉州素以发达的造船业著称。清嘉庆年间蔡永蒹所撰《西山杂志·王尧造舟》载：“天宝中，王尧于勃泥运来木材为林銮造舟。舟之身长十八丈……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三至四万担之多。”该史料记载了唐天宝年间泉州地区所造海船的情况，其中 “十五格”即为十五个隔舱。这是目前所见关于泉州地区海船中采用隔舱的最早记载。

晋江深沪镇，地处晋江市东南沿海突出部，三面临海，一面依山，海岸线长18公里，地理位置独特，素有“峙海金狮”之称。

古深沪，由于海上航业的繁荣，促进了古深沪造船业的发展。南宋时期，深沪造船业的工匠，便开始利用深沪港的东安澳和乌浔（今称科任村）澳的礁岩群，进行堵礁门截流，建造巨型海舶乌槽（清代称大北船），这种造船工艺一直只有在家族中传授。其中最典型的造船家族是璧山陈氏“爷头厅”十三世祖陈必顺，于清乾隆间创办了深沪“大北船”造船场，至今已传以注、是坦、为进、可灿、取钗、而坤、培锡（只录长房传人）等八代。清至民国时期其家族中从事造船业的人员均达30多人，因此便有“爷头厅”的祧号之称。陈培锡的伯长辈因多人从事此业，且工艺高超，名字便被人们冠以一个柴字。如柴河、柴着、柴坤、柴赤、柴同等。1958年深沪组织造船厂，以上师傅便开始在深沪和永宁等地造船厂传授工艺。如今还活跃在造船行业的佼佼者陈荣谅、陈芳财师傅便出自其门下。

目前，在晋江深沪，传统木帆船建造技术仍然得以存留，从船型设计、选料、建造工艺到外观涂装，甚至建造过程中的种种仪式都遵循传统。木帆船都有数道隔舱板，将船分为数个舱，隔舱板下方靠近龙骨处设有两个过水眼，每个隔舱板中板与板间的缝隙用桐油灰加麻绳艌密，以确保水密。水密隔舱的主要作用如下：首先，它提高了船舶航行的安全性；其次，它便利了货物的装载；再次，它增加了船体的强度与刚度；最后，作为船壳板弯曲的支撑点，满足了工艺上的要求。

水密隔舱技术早在13世纪末就由马可波罗介绍到西方， 500年后的1795年，英国海军总工程师塞缪尔·本瑟姆第一次采用中国人首创的水密隔舱技术建造新型军舰。自此以后，水密隔舱技术逐渐被世界各国的造船界所普遍采用，对人类航海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禳灾祈安的民俗活动，是闽南人表达对海洋的敬畏和感恩而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拥有600多年的历史，通过一系列祭祀仪式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020年12月17日，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经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该遗产项目植根于滨海社区共同崇祀“代天巡狩王爷”（简称“王爷”）的民间信俗。当地民众认为，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各地巡查，拯疾扶危，御灾捍患；而海上罹难者的亡魂（尊称为“好兄弟”）四处漂泊，无所归依。因而，人们定期举行迎王、送王仪式，迎请王爷巡狩社区四境，带走“好兄弟”。

是时，人们在海边、滩地迎请王爷至宫庙或祠堂，用供品祭祀王爷；竖起灯篙召唤“好兄弟”，普度“好兄弟”。送王时，人们请王爷登上事先精心制备的王船（木质或纸质的船模），民众以各种艺阵开道，簇拥着王爷巡查社区四境，一路召请“好兄弟”登上王船，随王爷一同出海远行，继续代天巡狩的使命，济黎民百姓，保四方平安。因此，该项目被当地社区民众称为“做好事”。

晋江送王船活动主要以深沪镇和新塘街道保存最为完好。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为深沪镇华峰村镇海宫送王船节日，四面八方王爷信众、游客等纷纷入宫祈祷求安。从农历四月初一至四月十八日为高峰期，期间海内外谒祖晋香团入宫朝拜者有上万人次。他们来自我国闽南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

新塘街道南塘“送王船”活动是年例民俗。王船用彩色纸扎成的船，其中主船一艘，副船三艘，俗称王船。主王船身约长五米左右，副船略小。船上有纸偶，彩旗等。每年的开春择日后，村民聚集洑田庙，举行一系列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活动，每期五天。活动丰富多彩，村内及洑田庙有高甲戏演出等各种活动。“送王船”习俗是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第五天的下午由靑壮汉举王船绕村巡境，信众跟随在后，祈盼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吉祥平安。巡境活动还有宋江阵、拍胸舞、车鼓弄、腰鼓队、舞龙、舞狮等表演，把“送王船”活动演绎成了一个民俗文化大舞台。随后把王船送至海边，放行王船。

送王船王爷文化，伴随着闽南人的足迹，在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传播，既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极大增强了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福建木偶戏是我国木偶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主要演出形式为提线木偶与掌中木偶两种。自公元十世纪始在泉州、漳州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其表演技法精湛、传统剧目和音乐唱腔丰富、偶像造型艺术精美绝伦，形成了完整的表演体系，成为当地社区民众珍爱的表演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之福建木偶戏表演技法复杂，年轻人学习、传承意愿下降，福建木偶戏后继乏人。2006年，福建省文化厅牵头制定2008年至2020年福建木偶戏传承人培养计划，从培养挖掘从业者、潜在从业者和欣赏者等三方面着手，提高福建木偶戏内在存续能力，改善其生存环境。

这一计划主要包括：采用学校教育、师傅带徒、剧团培训等方式，培养木偶戏传承人；推进“木偶戏进校园、进社区”，普及木偶戏知识；编写木偶戏教材、普及读物，制作音像制品等。

福建省还建立完善福建木偶戏演出场所、传习所、展示馆；开展区域间、国际间合作；建立研究中心和信息资料中心，加强木偶戏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研究等。

福建省已在50多个学校开展“百场木偶进校园”活动，建立了20多个公众木偶社团组织，培养了数以万计木偶戏欣赏者。福建木偶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已有15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5名。

另外，福建省已完成对福建木偶戏普查，59个剧目及70位传承人的相关资料得以保存；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苑、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泉州嘉礼（提线木偶）馆等传习基地和交流展示场所相继建成。

晋江布袋木偶戏，即南派布袋戏，又称掌中木偶戏，以泉腔演唱。清朝咸 丰三年(1853年)，东石潘径李绳煌创建“金永成”布袋戏班(俗称李家班)，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对非遗保护和发展具有样本意义。这一计划填补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既充分发挥了木偶剧团等各种专业机构的力量，又调动了社会公众力量参与，同时有效利用了各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资源。

联合国将把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在全球推广，并组织其他国家艺术家、兴趣爱好者到中国学习交流，让世界遗产实现世界人民共享。福建省将继续推进木偶戏后备人才培养，扩大木偶艺术的社会普及面，改善木偶戏生存和发展环境，开展木偶艺术国际间合作交流。还将通过社区、专业机构和政府的合力，采取网络、数据库、国际学术会议、专题论坛，以及合作交流等方式，与国际社会分享福建木偶戏保护经验。

南音也称“弦管”、“泉州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

南音演奏演唱形式为右琵琶、三弦，左洞箫、二弦，执拍板者居中而歌，这与汉代“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相和歌表现形式一脉相承。其工尺谱记法自成体系，是古代音乐记写形制之遗存。横抱演奏的曲颈琵琶、十目九节的洞箫、二弦、三弦击拍板等，也都因袭古乐器遗制。南音曲目有器乐曲和声乐曲两千余首，蕴含了晋清商乐、唐大曲、法曲、燕乐和佛教音乐及宋元明以来的词曲音乐、戏曲音乐等内容。南音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南曲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

南音由“大谱”、“散曲”和“指套”三大部分（俗称“指”、“谱”、“曲”）构成完整的音乐体系。“指”，即“指套”，亦称“套曲”，是一种有词、有谱、有指法（即琵琶弹奏指法）、比较完整的套曲。每套套曲由两首至七首散曲组成，以音乐的“管门”和“滚门”归类编成套，共50大套，主要有《自来》、《一纸相思》、《趁赏花灯》、《心肝拨碎》、《为君出》5套。“谱”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附有琵琶弹法，是有标题的器乐套曲，没有曲词，以琵琶、洞箫及二弦、三弦为主奏乐器。每套包括三支至十多支曲牌，共16大套。内容多为描述四季景色、花鸟昆虫或骏马奔驰等情景，其中著名的有“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4套。“曲”即散曲，又称草曲，只唱不说。有谱、有词，一般由琵琶、洞箫、二弦、三弦等四件主要乐器伴奏。内容大致可分为抒情、写景、叙事三类。曲词的内容，主要取材于唐传奇、话本和宋元及明代戏剧人物故事，其中《山险峻》、《出汉关》、《共君断约》、《因送哥嫂》等曲目广为流传。

南音在晋江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晋江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深沪御宾南音社、安海雅颂南音社始创于明、清时期。现在晋江市南音协会有团体会员70多个，社员近3000人，遍布全市，活态传承成效明显。名师苏统谋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称号。南音还随着晋江人的对外迁徙传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对增进民族认同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福建木雕素来与浙江木雕、广东木雕并称为“中国三大木雕”，隋代以来，福建木雕尤以佛、菩萨、罗汉等庙宇木雕引人注目。潘山庙宇木雕是福建木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晋江东石等地得以广泛传承。

据族谱记载，潘山庙宇木雕技艺的传承可上溯至清雍正戌申年（1728年）第六代传人陈世清，该技艺原只在家族内流传，直到第十二代传人陈敬象入赘晋江柯家，改名为柯子庆后，该技艺方在不同家族内传承。

柯子庆自小跟随父辈学习木雕技艺，入赘晋江后仍以木雕技艺作为其谋生的手段，在全面了解和掌握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他对原有木雕技艺加以改进和创新，其作品以庙宇木雕为主。

潘山庙宇木雕技艺第十三代传人柯贤成、柯贤兴以师带徒，在长期从事木雕工艺创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艺术特色，并以家族和师带徒两种形式同时进行传承。

潘山庙宇木雕以杉木、红木、樟木、柚木、桧木等为主要雕刻材料，使用规、矩、绳、尺、水秤、坠铊、墨斗、眉叉子、斧头、锯、铇刀、扁铲、雕刻刀、鎚、凿子、摇钻等传统木工工具。

潘山庙宇木雕的制作过程有：工程设计——精量尺寸——木工取材——贴图——雕刻工序。

雕刻工序是关键且重要的一道工序，它分为打坯——修光——开面——磨砂——上色（包括敷彩、安金）。

潘山庙宇木雕的刻工细腻、布局丰满、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题材十分丰富，涉及古代传说、神话、民间故事、戏曲人物、民俗活动等多种内容，成为了解晋江乃至闽南庙宇与世俗文化的一扇窗口。改革开放以来，潘山庙宇木雕通过大量复建、新建各式庙宇建筑及独立木雕作品，作品遍及闽南、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因此也培养了大批雕刻匠师和营造匠师，使传统技艺有序传承与发展，形成了晋江特色品牌，为晋江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潘山庙宇木雕产品远销至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各国及台湾各县市区，产品遍布台湾全岛，成为海内外木雕工艺、宗教文化交流的又一渠道，其产品在海内外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较高的经济价值。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节”、“灯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普遍流行于全国各地。在中国，农历正月是元月，古代称夜为“宵”，所以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名为“元宵”。

我国自汉代开始即在元宵燃灯，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风俗；至唐代这一风俗更为盛行，“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之句描述的就是长安元宵节的盛况；明代元宵节已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届时会连续赏灯10天；清代元宵节是全民共欢的一个民俗节日，赏灯活动中还会燃放烟花爆竹助兴。

元宵节还会进行一些传统活动:一是“猜灯谜”，这项活动又叫“打灯谜”，最早出现于宋代，活动时悬谜待猜，中者有奖；二是吃元宵，元宵最初称为“浮圆子”，又叫“汤团”或“汤圆”，是由糯米粉制成的球形食品，多带馅心，在水中煮熟后食用，甘美异常，吃元宵象征着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一些地方的元宵节还有“走百病”的习俗，又称“烤百病”、“散百病”。人们在元宵日结伴行走，或相随过桥，或远赴郊外，象征着祛病除灾，安宁康泰。近现代以来，各地元宵节活动中又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表演项目，使元宵节在传承中有了新的发展。

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元宵节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在海外华人聚居区也备受重视。除汉族以外，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回族、锡伯族、藏族、白族、纳西族、苗族、瑶族、畲族、壮族、布依族、黎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也过元宵节，节日活动各具特色。

海峡两岸有两个同名为东石的滨海乡村，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台湾嘉义，两地共有一种全国独一无二的元宵灯俗，世称“闽台两东石，共数一宫灯”。

明代以前已有晋江东石人到台湾谋生，嘉靖年间去台人数增多，他们开山拓海，垦植新区，以故乡村名为聚居地命名，在台湾形成东石、布袋嘴等村落，还将晋江东石嘉应庙的“三公爷”分灵过海，在台湾东石乡建庙供奉，现在台湾已有二十多处嘉应庙分炉。

东石数宫灯活动从农历正月十三开始，为期三天。闽台两东石上一年新结婚的新郎都要把新娘陪嫁的宫灯挂到三公宫内。元宵午夜时分，众新郎官齐集三公宫。一盏公共大红绣球灯挂在正中，主事者通报当年台湾及当地的宫灯数，共庆两岸人丁兴旺。然后举行数宫灯活动的重头戏“卜灯”。新郎官们在三公爷座前掷茭杯，掷杯数最多的人放鞭炮，以大红甲吹迎请红绣球灯回家。其他人也将各自的宫灯迎回家中，挂在新房内，祈求三公爷保佑婚姻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晋江东石挂宫灯时，台湾的东石乡亲于正月十三提前派人回乡祭祀“三公爷”，同时带来与过去一年内台湾乡亲新婚数相符的宫灯数，再捎回故乡的宫灯数，两地互报宫灯数，共祝子孙兴旺。这种世代相沿的元宵数灯习俗反映了两岸东石人对家族兴旺、子孙昌盛的热切期盼，是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又名“重午”、“端五”、“蒲节”等。“端”有“初”的意思，故“初五”称为“端五”。夏历（农历）正月建寅，按地支顺序，五月恰为午月，加上古人常将五日称作“午日”，因而“端五”又称“重午”。端午节习俗遍布全国各地，主要流行于广大汉族地区，壮、布依、侗、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也有过端午节的习俗。   

端午节的起源有许多传说，如纪念屈原投江、五月五日的毒日禁忌、越王勾践训练水师、纪念伍子胥投钱塘江、曹娥救父等等，这些说法经过历代加工，与端午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一种节日习俗。

端午节的主要活动包括纪念历史人物、划龙舟、吃粽子、贴端午符剪纸、挂艾草菖蒲、佩戴香包等避邪物及以兰汤沐浴等，此外还有斗草、击球、射柳等游戏。在这些活动中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器具、制品及食品，其中以龙舟、粽子、五毒图、艾草菖蒲、钟馗画、张天师画、屈原像等最为常见。

随着社会的进步，端午节逐渐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的传统节日，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在民间习俗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端午节中的划龙舟、吃粽子习俗很好地保留至今并获得健康发展。有鉴于此，应对端午节的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加以科学引导，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嗦啰”又名“采莲”，是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人民祛病弭祸、祈求安康的一种民俗活动。安海“嗦啰嗹”源于中原地区的古老民俗，清初已十分盛行。清代中晚期，这一活动与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时间则改为每年的五月初五。现今“嗦啰嗹”在安海镇保留得十分完整，仍在民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嗦啰”举行时，人们抬出供奉的龙王头雕像，焚香叩拜，走街串巷。整个队伍以头戴清兵笠、手撑长杆艾旗的醉步汉子为前导，敲锣鼓、奏管弦的队伍两旁是肩挑生猪脚、草鞋和尿壶酒，手打破锣的“铺兵”及头包乌布、身着红衣红裤、手提鲜花篮、脚穿绣花鞋的男扮花婆。每到一家，旗手如醉似癫地冲入厅堂，挥动艾旗在梁间拂扫，高诵“龙神采莲来，兴旺大发财”等祝祷辞。男扮花婆走科步与旗手对舞一番后，向户主馈送鲜花，表示龙王神留下福禄吉祥，户主接过鲜花即回赠红包答谢。除此以外，这一天安海小镇的人家还要举行“煎饦补天”、结粽、门插松艾等活动。

“嗦啰”习俗对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木偶戏古称“傀儡戏”、“傀儡子”，是由艺人操作木偶表演故事的一种戏曲形式。

中国的木偶戏兴起于汉代，至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能用木偶演出歌舞戏。宋代是我国木偶戏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木偶的制作工艺和操纵技艺进一步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明代木偶戏已流行全国各地，经济发达的南方各省区木偶戏更为繁荣，故有“南方好傀儡”之说。清代以后木偶戏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流行范围广，而且演出的声腔也日益增多，出现了辽西木偶戏、漳州布袋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邵阳布袋木偶戏、高州木偶戏、潮州铁枝木偶戏、川北大木偶戏、石阡木偶戏、阳提线木偶戏、泰顺药发木偶戏、临高人偶戏等分支。就演出形式而言，可概括为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布袋木偶、铁枝木偶、药发木偶五种。

木偶艺术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除了艺人的精彩表演外，完美的偶人造型艺术和操作装备也是吸引广大观众的一个重要方面。造型艺术重在木偶的雕刻和设计，就一般情况而言，提线木偶造型较高，多在2.2尺左右。杖头木偶高于提线木偶，一般偶高3尺左右。布袋木偶造型最小，仅有7寸左右，靠艺人两手托举表演，操作技艺特别，不同于提线和杖头木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木偶戏的表演更加丰富多彩。除了演出传统的戏曲节目外，还表演话剧、歌舞剧、连续剧，甚至出演广告等。

晋江布袋木偶戏即南派布袋戏，指泉州地区掌中木偶戏，以泉腔演唱，有别于唱北调的漳州北派布袋戏。1951年7月，闽南布袋戏定名为掌中木偶戏，是我国木偶戏中的稀有剧种。

南派布袋戏流行于闽南地区，其源头可追溯到晋代《拾遗记》及五代《化书》、南宋《巳末元日》中的史料记载。明中时至清末，是南派布袋戏兴起与发展时期，民间传说和《台湾通志》称，布袋戏兴起于明嘉靖间，创始人为后来被誉为“戏状元”的梁炳麟。清中叶，晋江等地的布袋戏演出兴盛，并传至台湾，同时出现了李克茶等著名艺人。清末民初，泉属各县一些著名的布袋戏班社纷纷兴起，如清同治、光绪年间的闽南“五虎班”。民国时期，安溪、惠安等地的布袋戏班几乎遍及全县。但至建国前夕，由于经济衰退，泉属诸县的布袋戏班社处境维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派布袋戏获得了新生。20世纪50年代，晋江等县组织挖掘记录了200多个布袋戏剧目和音乐曲牌。新时期以来，南派布袋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承载体为晋江市掌中木偶戏剧团。建团70多年来，多次进京演出。参加戏剧赛事和国际木偶节，并获得省级、国家级的奖誉。剧目《白龙公主》、《五里长虹》获得文化部嘉奖和第九届文华奖。

南派布袋戏具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其艺术风格独特，行当脚色分工细致，木偶头雕刻形神兼备，表演细腻，动作传神，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是福建省晋江市、宁德市蕉城区地方传统手工技艺。

宋元时期，中国的远洋木帆船备受各国商人、使节的⻘睐，其 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帆船所具有的安全性。此种安全性来源于中国帆 船中一种独特结构——水密隔舱——的采用。所谓水密隔舱，就是 船舱中以横隔板分隔，彼此独立且不透水的一个个舱区。

古代泉州素以发达的造船业著称。清嘉庆年间蔡永蒹所撰《⻄ 山杂志·王尧造舟》载:“天宝中，王尧于勃泥运来木材为林銮造舟。 舟之身⻓十八丈......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三至四万担之多。” 该史料记载了唐天宝年间泉州地区所造海船的情况，其中 “十五格” 即为十五个隔舱。这是目前所⻅关于泉州地区海船中采用隔舱的最 早记载。

晋江深沪镇，地处晋江市东南沿海突出部，三面临海，一面依 山，海岸线⻓18公里，地理位置独特，素有“峙海金狮”之称。

古深沪，由于海上航业的繁荣，促进了古深沪造船业的发展。 南宋时期，深沪造船业的工匠，便开始利用深沪港的东安澳和乌浔 (今称科任村)澳的礁岩群，进行堵礁⻔截流，建造巨型海舶乌槽 (清代称大北船)，这种造船工艺一直只有在家族中传授。其中最 典型的造船家族是璧山陈氏“爷头厅”十三世祖陈必顺，于清乾隆间 创办了深沪“大北船”造船场，至今已传以注、是坦、为进、可灿、

取钗、而坤、培锡(只录⻓房传人)等八代。清至⺠国时期其家族 中从事造船业的人员均达30多人，因此便有“爷头厅”的祧号之称。 陈培锡的伯⻓辈因多人从事此业，且工艺高超，名字便被人们冠以 一个柴字。如柴河、柴着、柴坤、柴赤、柴同等。1958年深沪组织 造船厂，以上师傅便开始在深沪和永宁等地造船厂传授工艺。如今 还活跃在造船行业的佼佼者陈荣谅、陈芳财师傅便出自其⻔下。

目前，在晋江深沪，传统木帆船建造技术仍然得以存留，从船 型设计、选料、建造工艺到外观涂装，甚至建造过程中的种种仪式 都遵循传统。木帆船都有数道隔舱板，将船分为数个舱，隔舱板下 方靠近⻰⻣处设有两个过水眼，每个隔舱板中板与板间的缝隙用桐 油灰加麻绳艌密，以确保水密。水密隔舱的主要作用如下:首先， 它提高了船舶航行的安全性;其次，它便利了货物的装载;再次， 它增加了船体的强度与刚度;最后，作为船壳板弯曲的支撑点，满 足了工艺上的要求。

水密隔舱技术早在13世纪末就由⻢可波罗介绍到⻄方， 500年 后的1795年，英国海军总工程师塞缪尔·本瑟姆第一次采用中国人首 创的水密隔舱技术建造新型军舰。自此以后，水密隔舱技术逐渐被 世界各国的造船界所普遍采用，对人类航海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中医学认为，人体的生命健康是人和自然适应的过程，是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过程。疾病是内外环境不平衡的结果，其病因有三：一为外因，指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二为内因，指机体自身调节的失常；三为不内外因，指意外伤害的侵袭，而内因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中医非常重视人体主动的养护、调摄和预防，这就是中医养生，也叫“摄生”。养生思想应贯穿于人的一生，但未病以前的保健养护尤为重要。

中医养生的内容包括居住环境、饮食起居、心理卫生和未病先防各个方面。《黄帝内经》认为：“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意思是说生命要合乎天地之道，顺应气候之变；饮食要有节制，膳饮宜有所养；生活应有规律，房事不宜过度；劳逸应该结合，身心保持健康。后世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不少养生保健、饮食调理和“治未病”的方法和经验，不断丰富中医养生的内容。

中华老字号“灵源万应茶”系泉南名寺福建晋江灵源禅寺三十一世高僧沐讲禅师研制，始创于明代洪武元年（1368），迄今已有六百三十多年历史。沐讲禅师采集山茶、鬼针、青蒿、飞扬草、爵床、野甘草、墨旱莲等17种灵源独特的青草药并配以中药精心炮制，制成“菩提丸”，济世救民，普度众生。“菩提丸”经六百多年的演绎、传承、发展，成为今天的“灵源万应茶”。该药茶具有疏风解表、调胃健脾、祛痰利湿之功能，对伤风感冒发热、中暑痢疾、腹痛吐泻等疾病疗效显著，更是防暑降温的理想药茶。为解当地百姓的疾苦，六百年来，寺中僧尼秉承沐讲禅师“广施万民，不求图报”之志，世代继承此秘方，后来寺中僧人还俗，还把该秘方及制作方法传授给灵水、曾林两村的百姓。灵源万应茶遂成为闽南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民众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必备良品。

现在，灵源万应茶虽然已经规模化生产，其主要成分：木香、广藿香、紫苏、枳壳（麸制）、前胡、苍术（糠炒）、荆芥、川木通、金银花、赤芍、车前子、肉豆、大黄（酒制）、麦芽、茵陈、甘松、白芷、山楂、天花粉、小茴香、香薷、槟榔、野甘草、鬼针草、白扁豆、白芍、积雪草、飞扬草、红豆（姜制）、一点红、枳实（麸制）、荷叶、防风、稻芽、木瓜、泽泻（盐制）、茯苓、大腹皮、柴胡、陈皮（四制）、丁香、狗肝菜、厚朴（姜制）、酢酱草、白术（土炒）、肉桂、石荠宁、紫花地丁、爵床、叶下珠、虎咬红、铁苋菜、墨旱莲、桑白皮、半夏（姜制）、青蒿、滑石、甘草、红茶叶。

高甲戏旧称“戈甲戏”、“九甲戏”，是福建五大剧种之一。它孕育于明末清初，早期称“宋江仔”、“宋江戏”，清末始出现“高甲戏”之名。

高甲戏的脚色体制中，以丑行表演最具特色，吸引力最强，影响也最大。一代名丑柯贤溪以独具一格的表演艺术活跃在舞台上近一个世纪，征服了几代观众，开创了高甲戏艺术的新纪元。

晋江高甲戏柯派丑行表演艺术，又称柯贤溪表演艺术，俗称肖罗溪表演艺术，发祥于福建泉州晋江，在闽南地区的泉州、厦门、漳州等地，以及香港、澳门、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均有流布。

高甲戏柯派丑行表演艺术形成于1930年，当时柯贤溪二十二岁受聘于晋江“福庆成”班，以丑角挑大梁；扬名于1935年，是年柯贤溪应菲律宾桑林社邀请赴菲律宾演出，场场爆满，被誉为“闽南第一丑”、“丑大王”；成熟于1952年，是年柯贤溪与名老艺人洪金乞组建晋江民间高甲戏剧团；1960年，柯贤溪作为戏曲界代表，赴北京出席全国文学艺术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参加厦门“高甲戏丑角会演”，被公推为“丑王”；1961年，柯贤溪随福建省高甲戏代表队晋京演出，饰演《扫秦》中的疯僧，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和赞扬；此后柯派丑行表演艺术日臻完美，代有传人。

柯派丑行表演艺术除对高甲戏中的破衫丑、公子丑、傀儡丑、服丑、家丁丑等加以继承、创新、发展外，尤以男扮女丑最富特色。代表剧目有《唐二别妻》、《妗婆打》、《管甫送》、《骑驴探亲》、《大团圆》、《铁开花》、《大闹花府》、《换包记》、《疯僧扫秦》、《金魁星》。曲目有：四季歌、福马郎、将水令、金钱花、灯红歌等。

柯派丑行表演艺术素来以女丑表演的火爆、热烈、夸张和幽默，体现了浓郁的山野气息，以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面貌风行于闽南民众之中。道白，抑扬顿挫、吞吐有致、清晰分明、韵味十足；表演，做功细腻、诙谐风趣，充满了生活气息，形象生动、妙趣横生。柯派表演身段，能精细地分出从十八岁的少女到二十、三十、直到七、八十岁的妇女的不同特点，形成各个年龄段妇女的风韵姿态的不同表演程式，还编有“女丑十八法”，记叙一整套表演技艺，形成柯派表演艺术的主要教材。

柯派丑行表演艺术地域传统文化特征相当明显，与当地民众文化生活关系密切。它生于闽南，成于菲律宾，兴于晋江，是闽南语系社会发展的见证和缩影，是闽南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维系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乡情的重要精神纽带，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欣赏价值。

柯派丑行表演艺术形象栩栩如生，表演以形写神，追求神似，以丑写美，寓庄于谐，达到滑稽与崇高的完美结合，发人深省，令人神怡，已超出一般丑角插科打浑的局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

磁灶窑的陶瓷烧制历史始于南朝晚期。宋元时期磁灶窑产品外销到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为福建古代外销陶瓷的主产地之一。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刊本《泉州府志》卷三有“磁(瓷)器岀晋江磁灶地方”；又有“白色次于饶磁(瓷)”的记载。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卷十九《货之属·瓷器》记：瓷器“出安溪高坪，但不甚佳。其瓷砽则出晋江磁灶”。清代，磁灶人下南洋，也把磁灶陶瓷生产技艺传到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地。1805年，磁灶人吴鞍移民到台湾，选取在与磁灶地形地貌相似的莺歌设窑制陶。磁灶传统陶艺在台湾传承发展了200多年。清末至近代，大量华侨回乡盖西式洋楼番仔楼，以绿釉为主的建筑陶瓷备受市场青睐。现当代，磁灶建筑陶瓷业逐渐兴起，乃至成为支柱产业。

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传统产品有生活日用器皿、陈设供器及建筑材料等。装饰手法和纹样繁复多彩。器形、样式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特色。

磁灶窑陶瓷烧制有拉坯、雕塑、彩绘、上釉、晾晒、装窑、烧制等工序，其中拉坯工艺要求极高，将陶土揉成锥形，置于磁车，用脚由慢到快勾转磁车，形成陶坯晾至半干，再经过修整、印花、纹龙，完全晾干后上釉水，干透后装窑烧制。其中的雕塑工序又分为塑造、制模、注浆（模印）、修坯、上釉、烧制等工序。按制作形态可分圆雕、浮雕、镂雕。在工艺表现上有捏塑、刻画、堆塑、镂剔、贴印等，其技法上有捏、塑、按、刮、拍、推、刻、刷、镂、削、贴、接等。

磁灶窑的陶瓷彩绘主要为釉下彩，分素胎褐彩和釉下褐彩，一种是直接在坯胎上画上卷云纹等图案；另一种是先在器物素坯上施化妆土，再于化妆土上用褐色颜料绘画加彩，彩绘之上施一层青、黄绿色透明釉。这种釉下彩绘是以铁元素为着色剂，故又称为“铁绘”。磁灶窑陶瓷的上釉工艺采用“化妆土”技术，施釉“不到底”，釉色有青、绿、黄、黑、酱五大类，以绿釉独步天下。

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及其遗址以及关联环境构成，见证了曾经的世界贸易大港泉州港的发展，体现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工艺娴熟，表现手法多样，作品洋溢着民间生活气息和乡土韵味，在器形、纹饰上反映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风格，显现出中国陶瓷发源地之一和中国重要的外销陶瓷主产地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磁灶传统陶艺从最初制作生活必需陶瓷器，进一步发展制作鉴赏性的艺术陶瓷品，从成品需求慢慢转化为技艺体验过程的享受需求，显现出其符合精神体验和自由创造需求的休闲艺术价值。

磁灶传统陶艺自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为建筑陶瓷，当下的“中国陶瓷重镇”创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巨大经济价值。

安海“庐山国”始创于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了。据族谱记载，晋江安海镇的庐山国佛雕祖铺，原开建在泉州西街，始创于清顺治年间，至今尚有一把刊刻“庐山国顺治六年”的佛尺完好留世。清雍正元年（1723年），晋江秀才邱教贤科举不第，弃儒从艺，向佛像雕刻的领域进行新的求索，终于磨砺出一把艺术的宝刀，在佛工界声誉鹊起。后邱教贤举家迁往安海，将庐山国佛雕技艺带到安海，成为安海庐山国佛雕的创始人。

安海庐山国佛雕严格按照佛教经典所规定的仪轨进行创作，雕像概括总结出数十种“相好”的形象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佛像才可以开光供奉。其木雕类选用樟木、黄杨木、龙眼木、桧木等材料，经审材刻模坯、粗成型、磨去刀痕、精磨光亮。雕刻作品又经过粉底、搓漆线、漆线雕、贴金箔、描金、粉饰，上衣装、冠冕、饰带，粉面上色，保护层等制作程序而成。尤其表现法相衣锦皱襞的纹理形状，飘逸有度，美感毕现，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技艺。突出人体比例在“坐观”、“左右顾盼”、“上下观瞻”，形成鲜明的视角效果，遂成享誉近300年的佛雕老字号祖铺。

在海峡两岸佛雕工艺中，安海庐山国佛雕技艺较为完整地保存古代民间原汁原味的雕刻技艺。其历史与文化价值，体现出鲜明的闽南地域历史文化特征，对促进泉州多元文化史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发掘、抢救、保护安海庐山国佛雕技艺，古为今用，对开发海峡西岸的旅游文化资源，凝聚东南亚诸岛国华人华侨的亲和力与向心力，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构建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安海庐山国佛雕，名闻遐迩，深有影响。早在清嘉庆元年（1796年），台湾鹿港龙山寺慕名聘请邱志长的四子邱朝攀为菩萨造像，其赴台应聘，大受欢迎。后来又携家眷定居于鹿港，在海峡彼岸雕塑了大量的道释造像精品。200多年过去了，其后人仍在台湾从事佛雕业。1959年，厦门工艺美术学院聘请庐山国第7代传人邱清池，出任该院雕塑系辅导师，并聘其长子邱汉植为漆线浮雕技术主任。后又被厦门美术工艺出口公司聘为高级工艺师，负责各种出口雕塑佛像的艺术指导工作，为民族优秀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贡献。

如今，第9代传人邱加田继承旧业，开创新风。他除了继承家学外，18岁那年还专门到厦门工艺美术学院进修，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尤为可喜的是，第10代传人邱明耀学成归来，传承学艺，扩大生产规模，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灯谜，诞生于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集知识性、包容性、趣味性、群众性、教育性于一炉，具有启迪思维、增广知识、陶冶情操、丰富生活的社会功能，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寓意深刻而新颖活泼的艺术风格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晋江灯谜历史悠久，代代传承。唐贞元进士欧阳詹拟制中药谜为药铺荔枝姑娘猜中、双方喜结良缘的故事，至今还在晋江民间传诵。明清以来，晋江海交畅通，经济日兴，文风大盛，民间灯谜也随之活跃，于是有李贽的《推谜类谈》、林桂舟的《锦江林画中隐语》等著作问世。民国时期，涌现了谢云声、周晓尧等一批著名谜家。抗日战争时期，晋江的民间灯谜组织——谈虎楼，以灯谜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改革开放以来，灯谜活动在晋江城乡更为普及。1986年，晋江灯谜协会成立，是全国较早成立灯谜社团的地区之一。随后，全市有15个镇（街道）成立灯谜组织，安海中学和晋江职校还成立了学生灯谜组，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灯谜猜、制、论、评活动。

晋江侨乡，无论男女老少，绝大部分喜欢灯谜。有的一家三代都是灯谜爱好者。它不但是群众茶余饭后的休闲活动，同时也是重大节日文化活动的必选项目。每逢灯谜开猜，群众都自发前往猜射。有的群众还自费举办家庭谜会、新婚谜会、生日谜会等。灯谜活动深入到城乡、社区、校园、机关、企业。

晋江文化主管部门与广大的灯谜爱好者在多元文化发展的现实环境中，为弘扬国粹，传承文明，提升文化品位，打造新的活动平台，而付出辛勤的劳动。一年一度的侨乡谜会，至今已历三十二届。此外，还举办过“施琅杯”第二届中华灯谜锦标赛、中国灯谜艺术之乡暨主要谜刊邀请赛、“品牌之都”国际灯谜大奖赛、“园丁杯”全国校园灯谜精英大奖赛，承办过福建省第七、八届灯谜艺术节等大型赛事，举办过由晋江84家重点企业自设谜坛、自制谜笺、自备奖品的“品牌之都”灯谜夜市。

伴随着晋江灯谜活动的走向繁荣，一支成百人的灯谜骨干队伍也逐渐成长了起来。20多年来，晋江谜人先后获得过省级及全国及国际比赛的灯谜猜射奖等团体奖项20多次、个人奖项100多次，并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进行艺术交流。晋江灯谜创作也进入兴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每年创作灯谜近5000则。晋江谜人创作的灯谜作品、灯谜评析、理论文章分别发表于海内外公开发行的谜书、报刊及上千种内部交流的谜刊。编印、出版的《晋江谜艺》、《晋江谜苑》、《新时期晋江灯谜选萃》、《春灯话晋江》等书刊，在全国谜坛颇有影响。2002年4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当代灯谜艺术家大辞典》里，晋江谜人就有44人入选，人数之多列各地之首。

广泛的群众基础，健全的灯谜组织，频繁的灯谜活动，丰硕的谜艺成果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使灯谜成为晋江群众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寓意深刻而新颖活泼的艺术风格为这里的人们所喜闻乐见。

深沪褒歌是一种福建省闽南地区的传统民间小曲。晋江深沪一面依山，三面临海，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素有“峙海金狮”的美誉，是个典型的渔区和商贸港口。

渔民们在出航或归航的水程上，为驱散航程的寂寞和孤单，同航而相邻的船只便会互邀褒歌，以此来营造一些轻松气氛，消除劳累。由于生活环境、生产条件的不同，演唱的背景和形式也有所不同，表现的歌词内容和音乐风格也随之而异。因此，深沪褒歌便有多种不同叫法，如褒歌、摽歌、相亵歌、船头歌、扒蛲歌等。

褒歌是渔民们在生产劳动中以大自然和人的情感为内容创造的，唱词大多采取比兴、借喻等修辞手法，于朴实中蕴含深刻的哲理，具有非常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地域性、通俗性。渔民们在海上相邀褒歌，随口编唱，回到岸上，或在海滩上作业时，经常对双方褒出的佳句绝句重温自娱，或修改补充，流入社会传唱，又得到更多的加工和提炼，成为船头褒歌的优秀作品。

深沪褒歌主要包括劳动歌（如出船号子、拉网捕渔号子）、生活歌（如渔民生活苦歌、游戏歌）、情歌（如恋歌、别歌）和 “相亵歌”（即渔民们互相说笑逗趣的歌，内容较粗俗，却也率真直白）。褒歌的歌词大多是七言四句，或是五言四句式，一二四句押韵。有由上下句构成对应式的、一板二眼的《褒歌调》，也有起承转合式的、一板一眼的《十二生肖调》。大多是一人领唱，众人和唱的形式，所以，人们在传唱的时候常有不同程度的即兴发挥。此外，还有一种俗称“开嘴管”的曲调，它的旋律接近自然形态，音高、音调、节奏等，都与歌词语言声调一致，即使出现一些滑腔装饰，也都语言化了，类似于小曲中的吟唱调。

作为独具特色的体现渔业生产的民间音乐活动，深沪褒歌于鸦片战争之后最为盛行，是当时闽南民间生存、生活及至生产状态和人文思想的真实写照，是闽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为闽南文化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活生生的依据。它产生于渔民的生产劳动之中，唱词于朴实中蕴含深刻的哲理，具有非常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地域性、通俗性。现在收集到的褒歌是原深沪镇文化站站长苏宗和自1978年以来，陆续从陈兰传（已去世）、吴锡文（已去世）、陈汉清、庄国梁、陈国趋等老人口中记录下来的，其中很多的歌词、曲调与台湾的闽南语歌曲（行船歌）有相同之处，体现了两岸地缘近、血缘亲、文缘广的特点。

衙口花生制作技艺，诞生于著名侨乡、港澳台同胞的祖籍地、清朝著名将领施琅将军故里、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据《晋江县志》记载：“南乡沙苑，横亘商阜，低滩隙地无几，加以风沙飞走，地力薄弱，不善五谷。光绪初，邑宰令凿井，各村颇遵行之。然地狭风多稻粟终寡，其所产则金针、落花生、红薯等”。 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砂壤地质条件使得衙口花生以“白、香、甜、脆、入口无渣，食之不腻”之特点享誉八闽大地，并深受东南亚各国华侨的亲徕。

作为泉州的古早味，衙口花生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清朝康熙年间，便在民间传播较广。公元1683年，施琅将军及随征族人平复台湾后受封于朝廷，回到衙口家乡兴建西衙八座毗连官邸，称为府衙。那时候，远近五乡十里百姓都聚集在府衙门口进行集市贸易，其中以水煮花生的买卖最为有名，衙口村逐渐成为了花生之乡，村民多以种植、生产、贩卖花生为生，花生的制作工艺也在民间百年的实践中成熟、完善起来，并以家族口授、传男不传女的方式和行规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据史料《晋江市志》记载：“衙口花生是晋江县的传统特产之一，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一向是旅外侨胞赠亲馈友的珍品。自1964年以来，大量外销，成为县上特产品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最高年出口额达350吨。”

衙口花生制作技艺包含五道工序，即：精选原料、柴火水煮、天然日晒、秘技闷存和手工精选。主要独创技法有：观云辨天法、柴火烧纸法、听声看烟法、手感触摸法、高温闷存法等。经此工艺制作出的花生既保证了花生食用不上火，又做到酥脆、甘香、回味的口感和味型。此区别普通水煮花生和龙岩烘焙花生。民间普通水煮花生因没有掌握晾晒特技，没有办法将花生做到酥脆的口感和甘香的味型。

衙口花生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民间食品制作工艺的一个地方代表作品，是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创造力发挥的智慧结晶，对于研究民间食品制作工艺和鼓励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发挥创造力具有重要价值。   

衙口花生作为泉州著名的、历史悠久的土特产，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家乡味道和儿时回忆，它方便储存，易于携带，经由华人华侨走向国际，它作为中国民间食品工艺和文化的代表，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对于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

明代慈善家李五，名英，字俊育，号自然，兄弟居五，晋江凤池（池店）人。生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卒于天顺元年（1457）。他利用家乡水陆交通方便，土地肥沃，发动里人种蔗榨糖，把凤池糖运销江、浙、京、津等地，然后又把北方盛产的丝棉运回，让家庭妇女加工，再把织成的丝绸、棉布转销海内外。他不但催生了闽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推动了南北方物资交流，有力地促进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

李五是宋、元以来“东方大港”刺桐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发达的特殊社会背景，孕育出来的早期泉商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受海洋文明的熏染，飘泊创业，乐善好施，同情贫苦民众，为民造福。最大善举是明宣德六年，耗金万计，用三年时间重修增高洛阳桥。正统六年，建昌萧元吉适以宦游入闽，闻李五善举，陈良请文以颂其善，明英宗下旨赐“乐善好施”匾额。从此，李五的善举传说传遍全国。

他高瞻远瞩重视教育，创办书院，其后辈十二世文武科甲蝉联。古时婚姻门户相对，明代的历史名人张岳、张峰、蔡清、秦仲震、陈紫峰、杨荣、杨渤等的家族和李五的后裔都有姻亲关系。李五的后人绵绵延延，数以万计迁居海内外。这些都在客观上使李五的传说，在各地得以更多的流传。

富甲诸邑的李五，济人利物，名垂方策，人颂其德于今不衰。其美好的传说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李五的传说是闽南文化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但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而且有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李五传说内容主要有：飘泊创业、勤俭持家、热心公益、重视教育、恤穷赈饥、劝人为善等。 其中有《施糖救人》、《买地惠农》、《建陡门浮外洲》、《施药济世》、《清廉檩》等数十篇传奇故事，人颂其德于今不衰。

李五传说以劝善为主，宣扬推己及人、见利思义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富甲诸邑的李五，济人利物，名垂方策，人颂其德于今不衰。

李五传说历史久远，透过传说可以管窥明代闽南一带民众的生活状态、社会风尚习俗，甚或窥见资本主义萌芽初期闽商的些微活动轨迹；李五传说在民间口耳相传，是闽南文化生态的个组成部分，并且蕴含着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正骨，又称伤科、骨伤，是研究防治外伤和其他原因导致的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损伤和疾病的学科。古称痛医、折伤、正体、正骨科等。中医正骨源远流长，萌芽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成形于战国、秦汉时代，发展于隋唐宋元，兴盛于明清。从《黄帝内经》到《伤寒杂病论》，从第一部骨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到《世医得效方》，从《正体类要》到《医宗金鉴》，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医正骨文化，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的瑰宝。蔺道人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专著，分述骨折、脱位、内伤三大类证型，总结了一套治疗骨折脱位的手法，提出了正确复位、甲板固定、内外用药和功能锻炼的治疗大法，对筋骨并重，动静结合的理论也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中医正骨兴盛于明代，当时太医院设有十三科，其中属正骨范畴的有“接骨”、“金镞”两科，后改名为正骨科。清代吴谦等著《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系统地总结了清以前的正骨伤科经验。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医受到歧视，正骨面临危机，手法正骨渐渐式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药事业取得了发展，一些著名的老中医的正骨经验得到了整理和继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石氏正骨、洛阳平乐正骨、福建林如高正骨等。其中林如高正骨在福建中医学院（现福建中医药大学）张安桢、王和鸣教授的大力推广下有了长足发展。

泉州武术传统溯源东晋，至明清发展到高峰。在明代，泉州民间与少林寺僧练武极盛，并出现不少拳术功法精湛、伤科手法娴熟之医武者。

晋江庄氏正骨师祖为一云游高僧，他很长一段时间于晋江灵源一带寺庙修禅，拳术极佳，为南拳一派，并擅点穴正骨，每热心为贫苦百姓正骨疗伤。晋江人庄垂仕（1928—2001）慕名前往学习数年，既习拳术，也学推拿手法，时无偿为邻里街坊解除病痛。其子庄炳辉自小跟随父亲学习拳术手法，辨认中草药，并多方拜师学习，1965年于青阳塘岸街开办“庄炳辉正骨疯伤诊所”为八方百姓诊治，青阳颇有名声，发展至今。

庄氏手法具有方法简便，疗效显著的特点。复位讲究手摸心会，强调复位手法稳、准、巧、快。稳，即手法有力而稳妥；准，即复位准确，基本能达到解剖复位；巧，即手法轻巧，以巧劲而非蛮力，避免二次损伤；快，即复位迅速，“法使骤然人不觉，患如知也骨已拢”。庄氏外用药物为家传验方，经几代人不断优化改进，并延申出多种剂型：湿敷剂、贴剂、洗剂、酒剂等。庄氏内治药物，在家传验方基础上，讲究辨证论治，一人一方，随证加减。

中医正骨是中医的一特殊类别，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治则治法，千百年来在各个时代都表现出其对历史的贡献，后人传承发扬，从业者遍及海内外，是中华文化的一瑰宝。

“炸寒单”这一遗俗，是晋江杏田村在1328年因村民遭受瘟疫天灾冲击后，将康元帅和赵元帅奉迎到杏墩延庆寺，作为当境尊神奉祀的一项民俗活动，意在保佑全村消除瘟疫，保佑村民平安健康。

每年正月十五日清晨，村民都要在延庆寺东宫，摆设天案桌，聘请道士诵经做法，祷告天官赐福，阖境平安。十点钟左右，由道士、神者及众信徒扛着两尊挡境开始绕境“定域位”，（“域位”的寓意是由两尊挡境所管辖杏墩范围的疆土巡视定位。）康、赵二元帅出巡的队伍非常庄严。首发为康赵二元帅香旗，然后是大灯刀旗，彩旗，接踵是鸣锣开道，仪仗鼓乐，还有古老的传统阵头，如火鼎公火鼎婆，拍胸舞等，康赵二元帅每巡视到一个疆域，就在那疆域打上木桩，安放“纸马仔”。全村周边地域“打桩位”，大概十余个域点，周边约10公里左右。

下午，游行队伍开始全村绕境，信众们抬着康、赵二元帅穿街走巷全村巡视，每家每户门口摆设香案供品，恭迎挡境，二尊挡境驾到之时，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巡察赐福持续整个下午。

是日，五颜六色的彩旗、旌旗布满村落。村前百米长的衙埕（四部侍郎官衔石埕），更是热闹非凡。两边灯笼高高挂起，彩旗、旌旗迎风招展。晚上，人们举着点燃的火把，伴随着舞龙、舞狮等鼓乐仪仗队伍，护卫着两尊当境环游全村，之后来到衙埕，这时，人群早已汇集在此，每家每户扛出一根用鞭炮环绕的五、六米多长的竹竿，分列两侧，形成“人”字型炮阵长廊，轿夫们扛着康赵二元帅神辇来到杏墩祖祠，行礼，礼炮三响后，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坐在神辇上的赵康二元帅就在这硝烟弥漫的鞭炮声中往返穿梭奔跑，以此得到二尊神爷的欢心和眷顾，人们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阖境平安，生活越过越红火。这一独特的地方文化活动，就叫做“炸寒单”。

“炸寒单”民俗活动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观光人潮，海外侨胞、台湾同胞也特地回乡共同欢庆十五元宵这一佳节，盛况空前，是闽南地区仅有的，也是福建省少有的一种历史文化特色。

清朝时期，杏田有许多人东渡台湾，他们也将家乡的这“炸寒单”的民俗带到台湾。而今，台湾台东一带也年年在元宵节举办“炸寒单”的民俗活动，加深了两岸同胞的文脉相连。

西畲生铁冶铸技艺发祥地西畲村在晋江安海,原称“师雏”。西畲陈氏族谱记载,明初，晋江县蚶江锦亭村陈氏(锦亭传芳)分支，移居西畲，以铸造业为生。曾经为郑成功抗清、收复台湾提供火炮等作战装备，为闽南最大的军火铸造基地。西畲陈氏为躲避清政府追杀,有分支移居广东、台湾,现在台湾有西畲后裔经营的锦瑞铸造厂。1943年西畲铸造业复兴，数十年间该村生产的铁鼎、犁头、犁壁等农业工具、计量工具、生活用品畅销海内外。至今，闽南地区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依然对“西畲鼎”、“西畲犁”还留存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晋江、南安、龙海等地方国营、集体企业，也曾活跃着大批西畲籍铸造技术骨干。改革开放以来，西畲村铸造的机械配件也为快速崛起的晋江机械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产业配套，西畲村因此被誉为晋江(装备)机械制造业的发源地。

西畲生铁冶铸技艺推进了中国古代铸炮史的进程，具有科技价值。拥有战争利器——师雏炮的郑成功，收复了沦陷38年的台湾，极大地震慑了当时觊觎我国边疆的其它列强。这场战争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的经营，使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西畲人做出了永载史册的伟大贡献。

西畲生铁冶铸技艺取材新：使用铁沙，与富含碳酸钙的“白灰”一起冶炼锻造。由于钙的熔点低于铁，所以可形成保护膜，防止铁的氧化；重量轻：首创合金锻造炮筒炮弹工艺技术。所铸大炮重量是荷兰军炮重量的五分之一，炮身不超过六百市斤，便携作战，让排水量四十至五十立方米小船都能用得上。郑军采用蚁群战术,炮身做到只要更换架就能实行水、陆两用，战斗效率大大提高；威力强。大炮采用空心弹，具备定向爆破能力。射出的炮弹能做到落地开花，即成功实现开花弹的研制。现存放于石井及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的弹壳全部由师雏铸造。响弹问世比红夷响弹问世提前半个世纪；技艺新。船用炮具有转盘装置，能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发射。该炮底座具有避振装置，能克服发射的后座力，其装置称为浮动发射；品种多。除大炮等武器外，更多的是铁锅铁犁用品、度量衡设备、装配机械铸件、水力机械铸件等。

西畲生铁冶铸技艺传承了爱国强国的精神财富，。西畲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西畲村的百年铸造史，蕴含着西畲匠人的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厚重的西畲百年铸造历史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体现出的“犁头”精神，激励一代人团结协作、锐意进取，铸就新篇章。视质量为生命，传承先人铸造工艺的每一代西畲工匠都能以极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更加完美的精神理念。